奥斯卡孤立无援，被人背叛，被人卖。在这最要的关，如果没有鼓的话，他该如何保持自己三岁时的面孔经久不变呢？多年以来，他一直在各骗人的假象，譬如说，有时夜里床，每天晚上像孩一样咿咿呀呀地晚祷，害怕圣诞老人（他其实名叫格雷夫），不厌其烦地提一些三岁小孩的典型的古怪问题：为什么汽车有？所有这些来的假象，大人们已经习以为常，见不着时，反倒觉得奇怪，而我呢，不得不在没有鼓的条件下来这一切。我快要放弃不了。在绝望之中，我去寻找那个男人，他虽说不是我的父亲，可是我最有可能是他生的。奥斯卡来到环行路波兰居民区等候扬-布朗斯基。

这次不成功的尝试，从此治愈了我的荒唐念。我不再认真地尝试把罐盒、翻过个的桶、底朝天的洗澡盆当鼓来使用。然而我有时仍不免要这样试试，那也是为了努力忘却这些不光彩的曲，为了在这页稿纸上不给它们地位，或者给予尽可能小的地位。罐不是铁鼓，桶就是桶，洗澡盆是人家用来洗澡或者洗长袜的。铁鼓是没有代用品的，今天没有，当时也没有。一面白底红火焰的铁鼓自己替自己说话，因而不需要代言人。

我不喜回忆这些外募捐的星期天。其中有一天，我了一次尝试，想到一面新的鼓，可是枉费心机。那天上午，策拉特在大路上艺术片电影院门前，在施特恩费尔德百货公司门前募捐，中午回家，替他自己和我柯尼斯贝格。策拉特虽然死了老婆，但仍然非常喜烹调，而且确实手艺超。这顿饭味可，我今天还记得起来。饭后，这个困倦的募捐者躺到沙发榻上去打盹。他的呼声刚表明他睡着了的时候，我上把钢琴旁边那只募捐箱提了起来，溜店铺，钻到柜台底下。那个募捐箱的形状像是一个罐箱，我全神贯注地瞧着这个一切铁罐中最可笑的家伙。我并不想偷里面的铜板来发财。我想了一个荒唐的念，想把这个募捐箱当铁鼓来试试。但是，不我怎么敲，怎么要鼓，它始终只有一个回答：为冬赈捐吧！不要让一个人挨饿！不要让一个人受冻！为冬赈捐吧！

半个小时以后，我便放弃了这次尝试。我从钱柜里拿五芬尼，把它们捐献给冬赈工作，再把增加了五芬尼的募捐箱放回到钢琴旁边，好让策拉特敲着它去度过星期天剩余的时间。

请策拉特帮个忙，那简直是白费劲，虽说他天助人为乐，甚至很和善，可是，自从我可怜的妈妈死后，这个男人一心只想他那个党的事情。他想散散心时，便同另外一些党支领导人开会，要不然就在午夜，喝饱了老酒以后，独自坐在我家起居室里，同墙上黑框里的希特勒和贝多芬像聊天。他大声而又亲切地聊着，让那位天才给他解释命运，让那位元首给他解释天意。当他清醒的时候，就把为冬赈募捐看是上天给他安排的命运。

忽而衰减，使我到不适。奥斯卡不想去听霍拉茨胡扯，便节制苦行，于是他的重复又增加。到了一九三九年夏天，他又恢复到十三岁时的奥斯卡那个老样，他的面颊又圆胖了，那是彻底敲坏从库斯那儿来的最后几面鼓才换得的。铁裂了，满是窟窿，红白油漆脱落了，长锈了，垂丧气地挂在我的肚前面。

每月有两到三次，可以听见扬在午夜时分用指关节敲我家起居室的窗玻璃。于是，策拉特掀起窗帘，把窗打开一条。

我可怜的妈妈死后，策拉特和我那位其间已提升为邮局秘书的表舅之间的关系也告了，尽他们有时几乎很友好，尽他们有着最好的共同的回忆。这关系不是突如其来地说就的，而是逐渐变化的，政治局势越趋激化，他们的关系破裂得也越彻底。我妈妈苗条的灵魂和丰满的死灭了，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也就瓦解了。他们两个都曾在她的灵魂中得到反映，都曾以她的为，而现在，他们失去了这件，这面凸透镜，找不到别的东西替代，唯有去参加政治上对立的、可是的烟叶却相同的男人们的集会。但是，无论是波兰邮局还是同只穿衬衫的支领导人开会，都代替不了一个丽的、尽通但仍情丰富的女人。因此，从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到西吉斯蒙德-库斯丧命这段短短的时间内，这两个都有可能是我父亲的男人又小心翼翼地会过几次面——策拉特防着顾客和他的党，而扬则防着邮政局领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