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过来就是解决掉“士林官邸”这已是蒋家在台北市的最后象征，陈扁在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三日宣布，三个月后市府从“总统府”收回士林官邸，同时要在这里举办大型飙舞活动。他要利用单纯的年轻人，用飙舞来践踏蒋家，来发他心中对蒋家的恨。

陈扁对郝柏村和李登辉的“恨”、“”分野，表无遗。

陈扁的恨还恨到独的新闻自由权。
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间，陈扁调郝柏村住宅有占用台北士林复兴桥拓宽用地，约三十多坪，是“大特权”要求有关单位立刻理，全力执行。而台北市新工也表示，其占用路用地分已完成土地征收，并于一九九六年度办理地上补偿。

有趣的是，蒋纬国的公蒋孝刚事后把土地分成三份，一份自己保留，两份售后，买主竟然可以向市府请领合法的建照盖房。其标准只凭陈扁的与恨而已。

新闻自由也遭殃！

问题在，此时陈扁和副市长陈师孟的家里，一样遭人检举都有违建，但陈扁任由外界烈质疑两标准，自己人的违建说不拆就不拆，不拆就罢了，陈扁夫人吴淑珍还数度嘲讽那些抗议她家违建的人是在“作秀”

此外，陈扁的“恨”还发挥在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以及台北市地方法院院长胡致中的上。

相对照于陈扁对郝柏村用地征收的急急如律令，关于李登辉“总统”重庆南路官邸后方，占用巷达三百多坪的围墙，陈扁不但不执行拆除，还通过台北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审议，以变更地目的方式，将重庆南路二段五巷废巷，由巷用地变更为住宅区，不让市民通行，牺牲了小市民的行路权。

民又能如何？

其实，会有两标准，只有阿扁心中的恨可以解释。

胡致中在陈扁心中的恨也是难以消除的，他曾经“依法”数度传讯陈扁市长，陈扁不理他，他还发拘票准备拘提市长，是要阿扁上法院，搞得陈扁很不痛快。

同时，一位《联合晚报》的记者也

陈扁还说：“李登辉再坏，也比蒋介石、蒋经国父好些。”（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访问国所言。）

《中央日报》是阿扁讨厌的报纸，因为常常批判他，于是，陈扁就通令所有市府单位都不准订阅《中央日报》，也不准在这家报纸上面刊登广告。

于是，陈扁逮到了胡致中在台北金华街宿舍家里有违建的好机会，予以报仇恨。虽然在事前，工务局长李鸿基签报该违建并不妨害公共安全、景观与通，且符合陈扁宣示的三十平方米以下，可纳分期分类暂缓拆除范围，但是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陈扁仍下令拆个痛快。

政府公沦为报复工

虽然陈扁声声说，这些对蒋家的动作象征威权的瓦解，而实际上，陈扁在这些动作时，蒋家的威权早已是过云烟。所以，陈扁的动作不但没有象征威权的瓦解，反而是象征着一个新威权的诞生。

于是，蒋纬国的别墅在一九九六年二月六日，被台北市建拆除。“宪法”保障人民财产的权利，摧折在陈扁的“恨”意下。事后，蒋家行“刑事诉讼”等法律行动，陈扁面临败诉后，还私下展开与蒋家行和解，归还土地等动作，其中究竟动用多少市民纳税钱来赔偿蒋家，各方说法不一，但以赔偿作为秘密和解的条件，是肯定的事实。

只是，这类的案例这么多，为什么陈扁独挑蒋家的别墅来下手，当然这跟他心中的“恨”有关。否则，国民党位于台北市中山南路旁“总统府”正对面的中央党大楼，一样是运用执政党的特权低价取得的，陈扁为何不撤销其土地登记，并拆掉国民党新建的大楼，反而是在忸怩作态，声言不发给执照之后，仍然力排众议，发给执照？

连曾经长期给予反对势力和民党的自立早、晚报，也曾因批评阿扁，遭受类似的命运。

到了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，陈扁宣布将“总统府”前的介寿路更名为“凯达格兰大”“总统府”前广场定名为“凯达格兰广场”其名为重视原住民，其实目的还是在怀恨“介寿”两字。

尤其，在台北市，早期类似蒋纬国购自政府土地或房屋的房地产案例，相当普遍，虽然这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，但事后来评断，这现象的确是有特权成分在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