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一个人受冻。我坚持敲鼓，在原来是白漆的、现在敲薄了的铁皮上，擂出我的孤独来。晚上，马策拉特同我面对面坐着。他看他的烹调书，我则用鼓哀诉。有时，马策拉特哭了，用烹调书挡住脸。扬-布朗斯基成了稀客。鉴于政治局势，这两个男人都认为小心为妙，谁也摸不准风向。玩施卡特牌——如今在他们两人之外，另加了一个男的，而且经常换人——次数也越来越少，即使玩的话，也很晚才开始，在我家起居室的吊灯下，并且避而不谈政治。我的外祖母安娜，看来连从比绍到拉贝斯路我家里的路该怎么走都忘了。她怨恨马策拉特，也许还怨恨我，我可听她说过：“我的阿格内斯是因为受不了鼓声才死的。”——

①冬赈，纳粹的一项慈善事业，名曰“向饥饿和寒冷开战”德国人都得被迫为“冬赈”捐款捐物。

尽管我可怜的妈妈的死，我可能要负一份责任，然而我却更加死抱住受诽谤的鼓不放。妈妈会死的，鼓却不会死，鼓可以买新的，也可以让老海兰德或者钟表匠劳布沙德修理。鼓理解我，始终给我正确的答复，鼓和我相依为命。

我觉得对于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来说，房间的天地未免过于狭小，街道则不是太短便是太长，白天没有机会去当橱窗前的诱惑者，而晚上又不是有什么紧急的情况非要我到黑——的门洞里去扮演十拿九稳的诱惑者角色不可，这时，我便跺着脚走上四道楼梯，踩出节拍来，一边数着这一百十六级楼梯，每到一层停留片刻，闻一间各层住家门缝里透出来的气味，因为气味也同我一样，觉得这两间一套的住房太狭窄了。

起初，我有时还能侥幸碰上小号手迈恩。他烂醉如泥，躺在挂着晾干的床单中间未被水滴湿的地板上，以罕有的音乐感吹着小号，使我的鼓获得快感。一九三八年五月，他戒掉了杜松子酒，逢人便说：“我现在开始新生活啦！”他当上了冲锋队骑兵队乐队队员。我看到他脚登皮靴，穿着臀部包着皮子的马裤，上楼时一步跨五级。那四只猫——其中一只叫俾斯麦——他还养着，因为可以预料，有的时候杜松子酒还会占上风，并使他乐兴大作。

我很少敲钟表匠劳布沙德的房门。他是一个生活在一百只坏钟中间的沉默的人。这样过分地耗费时光的情况，我每月至少能目睹一回。

老海兰德的小作坊始终还是在公寓的院子里。他始终还是干敲直弯钉子的活。同过去一样，院子里有兔子和兔子的子子孙孙。但是，院子里的孩子却换了人。他们都系黑领带，穿制服，不再煮砖头粉浑汤。那些正在长个儿并超过我的孩子，我一个也叫不出名字来。这是另一代人，而我那一代孩子已经从学校毕业，都在当学徒了。努希-艾克成了理发师，阿克塞尔-米施克想在席哈乌当焊接工。苏西-卡特在施特恩费尔德百货公司当见习售货员，已经有了男朋友，关系相当确定了。变化真大啊！不过三四年间的事。拍打地毯用的旧架子始终还屹立在院子里，住房须知的规定也未变：星期四、五拍打地毯，但是每逢这两天，拍打声不多了，拍得羞羞答答，不敢让人听见似的，因为自从希特勒掌权以来，越来越多的人家使用吸尘器；拍地毯架子日渐被人冷落，只为麻雀服务了。

因此，我总是孤单单一人待在楼梯间和屋顶室。我在房顶的波狼形瓦下读我保存的读物。当我需要有人做伴时，便到三楼去敲左边第一个房门。特鲁钦斯基大娘总会开门的。在布伦陶公墓，是她搀着我的手，领我到可怜的妈妈墓旁去的。自那以后，每当奥斯卡用鼓棒敲她家房门时，她总会开门的。